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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怪的顏色

西夏文掌中字彙,即著名的《番漢合時掌中珠》。它是一部西夏文、漢文音義對照雙解的通俗關鍵字行銷辭典。西夏項人骨勒茂才編著。成書於西夏仁宗乾祐二十一年〔南宋光宗紹熙元年,公元一 一九〇年),清宣统元年(公元一九〇九年)出土於今内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境内的黑城遗址。木刻本,蝴蝶装,共三十七頁,原本現藏俄羅斯。正文依天、地、人三部分類,每類再各分上、中、下三小類(即天體上、天相中、天變下、地體上、地相 中、地用—體上、人相中、人事下)。全書語詞共八百餘條,每一語詞皆並列四行,中間兩行分別是西夏文本字和漢文譯義,右邊以漢字爲西夏文注音,左邊以西夏字爲漢文注音。最後的「人事下」一類共四百一十餘條,幾占全書一半,包括親屬稱謂、佛事活動、房屋建築、日用器服、衣物首飾、農事耕具、政府機構、訴訟程序、彈奏樂器、食饌、馬具、婚姻等。其體例獨特,内容豐富,是研究西夏語言文字及翻譯社歷史的重要資料。 呂觀文,即北宋熙寧年間擔任宰輔的呂惠卿,與王安石一同推行過變法。他曾對《莊子》做了注釋,頗有獨到見解,爲時人所重。该書今名《宋呂觀文進莊子義》,共十卷。雜劇:元代以北曲演唱的戲劇形式。金末元初產生於山西省平陽縣一帶,逐漸發展到大都(今北京市),形成創作和演出的中心。宋亡,著名雜劇作家和演員相繼南下,臨安(今杭州市)又成爲雜劇勝地。它是在宋官本雜劇、金院本、諸宮調、唐宋歌舞戲和民間諸般伎藝的廣泛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由说唱藝術過渡爲戲曲藝術。雜劇有賓白〈對白)、唱詞、科介(動作、表情、武打、歌舞或音響效果)等三個構成部分,三者交相配合,推動劇情發展,刻畫人物性格。角色分爲末、旦、淨三類,採一人主唱方式,由正旦或正末包攬所有唱詞。其體裁一般是一本四折〈段落),可加一 、二個楔子〔相當於序幕或過場)。每折用同一宮調組織不同曲牌成套演唱。第一折開端,第二折發展劇情,第三折形成高潮,第四折結局。 《廣韻》:全名爲《大宋重修廣韻》,北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一〇〇八年),陳彭年、丘雍等人奉詔根據前代《切韻》、《唐韻》增訂而成,故名。該書按四聲分卷,共計五卷,平聲分上下卷,上、去、入各一卷。分二百零六韻部,包括平聲五十七韻、上聲五十五韻、去聲六十韻、入聲三十四韻。收字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字下注反切、義訓,注文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具有die casting辭書、字典的性質,與古代的《爾雅》、《説文解字》等字書鼎足而三。它是中國第一部官修的韻書,也是迄今完整地保存下來的最早一部頻書。學者多據此上考古音,下證今音,爲研究漢語史的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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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離的生涯

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 。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昭和九年),鈴木大拙在北平圖書館藏敦煌文書中,找到了初祖達摩的《一 一人四行論》、《絕觀論》、六祖惠能的弟子神會的《壇語》以及後被藏譯的《惠達和上頓悟大乘祕密心契禪門法》片段等可以改寫早期禪宗史的大量史料。 北平圖書館所藏的敦煌seo遺書,讓鈴木大拙從中找到了珍貴的歷史資料。然而,三年後,日本軍國主義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這批遺書又重新開始了顚沛流離的生涯。事實上,這批遺書一直就是多災多難的。 慧超,又作惠超,新羅僧人。自幼來華,後由海路至印度半島,遍遊五天竺,唐開元中取道陸路返回中國。《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原書分上、中、下三卷。卷内有「開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十一月上旬至安西」之語,可知成書於唐玄宗時代。它歷述慧超在西域各國之見聞,文字簡練生動,内容充實可靠。在唐時殊域紀行之書中,有關地志者,唯《大唐西域記》與本書爲最,是研究唐代中西交通史、印度古史和西突厥史的重要資料。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以下翻譯公司目錄皆不載,似此書在五代時已佚。敦煌發現的是其節抄孤本,伯希和藏品編號爲。不分卷,首尾殘,存二百二十七行,每行二十七至三十字不等,無篇題。卷内裁有慧超所作五言律詩五首,可補《全唐詩》及朝鮮漢詩之佚。 秋胡:春秋魯國人。秋胡故事始見於東漢.劉向《列女傳》卷五「節義魯秋節婦」,後《西京雜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也記述,但情節略有小異。據説,秋胡新婚即外出遊宦,多年後衣錦還鄉。至郊,見路旁有美婦採桑,秋胡悦之,欲贈以金錢,且以言語挑之。採桑婦不顧而去。秋胡至家,始知其妻即爲方才所見採桑婦。秋胡妻慚夫之不孝不義,投沂水而死。晉人傅玄哀而賦詩,作〈秋胡行〉。後世的通俗小 説、戲劇、説唱藝術等,常以此題材鋪演或改編,著名的《秋胡戲妻》即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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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議

鈴木在多年以後說:「因爲我當時對敦煌發掘的有關禪宗的資料一無所知,所以認爲中國禪宗初期的歷史觀,不出傳來相親文獻的範圍。對此加以指評的是《泰晤士報》上的評論。當時怎麼也想不到在眼下的英國還有誰能寫出如此的批評文字。我感到不可思議,因此,我想無論如何也要看到敦煌出土的資料。」然而,眞正使鈴木大拙轉入對敦煌寫本研究的關鍵點,是由金九經讓胡適看了他一九三〇年在倫敦出版的《「楞伽經」硏究》一事之後。朝鮮籍的金九經是鈴木的學生,在日本大谷大學畢業後,來到北平又師事胡適,從事敦煌資料的整理和出版。金九經讓胡適看了鈴木贈給他的《「楞伽經」硏究》並請他評論。胡適看後,於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一月在給金九經的信中寄去了自己的月老評論。 在信中,胡適透過金九經吿訴鈴木自己手中有《楞伽師資記》的影印本,是五年前他在巴黎和倫敦查閱敦煌經卷時在其他收集品中與《神會語錄》一道發現的,但鈴木壓根兒就沒聽說還有楞伽派歷史文書《楞伽師資記》的存在。當鈴木知道後,立即透過金九經請求胡適發表《楞伽師資記》。於是,一本由金九經校勘、胡適寫序的彙編本《校刊唐寫本「楞伽師資記」》出版了 。 在對《楞伽師資記》進行研究之後,鈴木於一九三一年十月發表了《「楞伽師資記」內容概觀》,從此敦煌禪籍開始在他心中發酵。懷著對敦煌文獻的強烈渴望,鈴木漫遊了朝鮮和中國。當他到達北平後,立即著手調查北平圖書館的敦煌遺書。 一九一〇年京都大學派往北京的婚友社調查團,發現淸朝學部收藏的敦煌資料多是些與宋代以後刊本《大藏經》內容相同的佛典後,注意力便轉向了歐洲。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内,研究京師圖書館、北平圖書館藏品的人並不是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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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者大拙

追尋敦煌文獻的旋風,成就了 一大批卓有成績的學者,將日本的敦煌學以至中國學推向一個更高的階段。相對於一九一〇、一 一〇年代的中國而言,他們多由國家組織派遣做專門調查,且因爲他們國家富強,因而在越南新娘面談調查過程中,旣比中國學者的人數多,也比中國學者受到的接待要好。 鈴木大拙與胡適的半世「襌」緣二十世紀中國禪學史硏究中最顯光華的,是「禪者大拙」與「史家胡適」關於「禪」的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切磋與論辯,而這一切,正是圍繞著敦煌遺書展開的。 一九五三年,夏威夷大學的《東西哲學》雜誌上同時刊出胡適尖銳批評鈴木大拙(原名貞太郎,「大拙」係其參禪後的法號)的〈禪宗在中國它的歷史與方法〉和鈴木氏針鋒相對的〈禪:答胡適博士〉兩篇文章。胡適反對鈴木對禪的闡釋方式,並強調「禪是中國佛敎運動的一部分,而中國佛敎是中國思想史的一部分,只有把禪宗放在歷史的確當地位中,才能確當了解」。鈴木則聲稱,禪是超越歷史和時間的,胡適「對於歷史可能知道得很多,對於幕後的搬家公司角色卻一無所知」,因而「胡適知道禪的歷史環境,但卻不知道禪本身,大致上說,他未能認識到禪有其獨立於歷史的生命」。 簡而言之,他們一個將禪置於歷史與時空之中,強調禪思想與禪文獻在時空中的變化:一個關心的是禪體驗,強調禪者的超歷史與超時空。 相隔六年後,當胡適和鈴木大拙再次來到夏威夷時,他們肩並肩地合影,幾年前學術論爭時的劍拔弩張和針鋒相對,就像根本沒有發生似的。事實上,就在這次夏威夷大學主辦的第三次東西方哲學討論會的會場上,「史家胡適」和「禪者大拙」依舊在論辯,依舊各自堅持著「執著歷史」和「超越時空」的不同視角和International business center立場。 一九二七年,禪學家鈴木大拙出版了《禪宗論文集》第一集。然而遭到新發現了大量禪宗材料的胡適在《泰晤士報》 上的猛烈批評,胡適稱之爲「半是學問,半傳敎」。從而揭開了兩人交鋒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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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湖南

後來居上的那波利貞一九三〇年代到過歐洲或留學巴黎、倫敦,看過敦煌遺書的日本學者還有一些,但取得重大突破,同時因査閱敦煌文獻而轉到這一領域,並成爲代表性人物的,是京都大學的那波利貞。在日本,是他最早由注意佛典、漢籍等材料而轉到大量抄寫社會經濟史方面的外籍新娘文書中來。而它正好適應了日本當時所盛行的社會經濟史硏究的風潮。 一九一 二年,日本興起敦煌學和東洋史硏究熱時,那波利貞就讀於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系。京都帝大是當時日本中國學及敦煌學的中心之一,集聚了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一批第一流的敦煌學家。在這裡學習了四年的那波利貞,親身聆聽諸家敎誨,深受影響,特別是內藤湖南的「文化史觀」和「唐宋間歷史變革說」,從而把他引上了專門硏究唐宋之際社會經濟文化的搬家道路。 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四十一歲的那波利貞以文部省在外研究員的身分,前往歐洲法、 德兩國留學。那波利貞的主要目的同樣是調查歐洲的敦煌寫本。在歐洲兩年,他以巴黎爲主,並先後去過柏林和倫敦,調查敦煌寫本收藏及著錄研究的情況。在巴黎,那波利貞曾與伯希和探討學術,爲伯希和寫本續編了 一份漢文寫卷目錄在編寫目錄的同時,那波利貞抄錄了大量伯希和寫本中的史料文書。在普遍注目於敦煌遺書「四部書」及佛典的日本敦煌學界,開闢了利用敦煌及西域出土資料硏究唐宋之際社會經濟文化的新陣地,推動著日本敦煌學繼續深入發展。 那波利貞是認識到敦煌世俗社會史料文書的重大價値,並加以抄錄利用的第一個日本學者。此舉對於他個人也有著重大的影響。透過抄錄文書,他不僅熟悉掌握了文書整理方法及外在形式和內在內容,也由此占有了資料優勢,因爲一九三〇年代能有幸看到敦煌遺書的人畢竟有限。從而爲他以後開展敦煌學硏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一九一五年大學畢業直到一九三一年,從事越南新娘仲介研究十餘載後才接觸敦煌文書的那波利貞,在敦煌學上的起步是比較晚的,但他卻後來居上,成爲第一 一代日本敦煌學學者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與東京大學的仁井田陞等人一道,把日本的敦煌學硏究推向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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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夢的感覺

辛亥革命後,董康遠避日本。他在日本捜求中國古籍時,也到過神田家。神田喜一郞寫道:「他想要影刻元版的《中州集》 ,可是在他所藏的版本之中,缺少《中州樂府》 ,必須由我家所藏五山版的《中州集》加以補正,所以前來乞假數日。其時我已是中學生,這種越南新娘介紹圖書的借出和收回,都是由我經手,故始終得侍几席,他們是用筆談,並偶爾雜以片段的日語,聽起來甚覺有趣。自此以來便和他發生了深厚的情誼。」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八、一 一十九日,京都大學史學研究會第一 一次總會召開期間,陳列了羅 振玉寄給內藤、狩野的三百多種敦煌遺書照片,同時,京都大學的敎授們輪番登上講台,或講解說明,或即席演講。當時還是中學生的神田喜一郞跟著他祖父一道參觀了展覽。幾十年後,神田喜一郞仍然記憶猶深,「回想當時,有如幻如夢的感覺。」所有這些,正是使神田走上商務中心硏究之路的因緣。 畢業於京都大學支那史學科的神田喜一郞,一九三〇年(昭和五年)任敎於台北帝國大學。 這年夏天,神田來到上海遊歷時,董康曾專程陪著他拜訪了當地學人,還乘坐商務印書館負責人張元濟的車一道去了胡適在上海的寓所。 神田喜一郞在巴黎調查敦煌卷子時,拍攝了漢籍四部書善本照片上千張。後來影印出版時,因需巨資,只好擇優挑出了六十三種,每種一 、二頁,於一九三八年印行了《燉煌祕籍留眞》,成爲一九三〇年代爲數不多的幾種珍貴的敦煌資料集之一 。《燉煌祕籍留眞》影印的只是些單篇零頁,因此到了 一九四〇年代,神田喜一郞又選取一 一十三種寫本,每種全部刊出,於抗戰期間在台灣出版。不過還沒來得及印行室內設計而日本投降,後由陸志鴻、許壽裳寫序,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台灣大學裝訂印行,這就是《燉煌祕籍留眞新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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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巴黎

內藤湖南回到國內後,一則忙於政事,一 一則後十年他的主攻方向已轉爲淸史硏究。因此,歐洲之行帶回的材料,除寫了 〈歐洲所見室內設計學材料〉一文外,大多沒有整理出硏究成果。但他的弟子石濱純太郞回國後,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八月在大阪懷德堂做了三次「敦煌石室遺書」的暑期演講,將這次歐洲之行的影響在日本敦煌學界得到了大大的提高。繼內藤湖南師徒之後,一九二五年,京都大學的小島祐馬留學巴黎,研究中國哲學。他對伯希和所獲敦煌寫本進行了細致的調査,同樣拍攝了大量的寫本照片。回國後將所見所錄在雜誌上連續發表,爲日本敦煌學的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與此同時,朝鮮京城帝國大學〈一九一 0年,朝鮮被日本呑併)的大谷勝眞、九州帝國大學的重松俊章等也在巴黎、倫敦査閱著敦煌遺書。 神田士吾一郎的小型辦公室出租學術事業體現民族精神,需要一代接一代學者的不停努力,只有學術的薪火相傳,民族精神所寄的學術事業才會不斷進步。近代日本學者的西行捜集敦煌資料,正是一浪接著一浪向前推進的。 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神田喜一郞來到巴黎。身爲內藤湖南的關門弟子、當時正在台北帝國大學〔其時台灣涂爲曰本殖民地)任敎的神田喜一郞,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對伯希和劫去的敦煌遺書進行調查,同時,還拍攝了大量照片。 出身於漢學世家的神田喜一郞,家富中國古籍收藏。早在中學時,就對敦煌學有了大量接觸。他接觸的第一個中國人,就是到他家去看他祖父神田香巇收藏的漢籍的董康。神田日後回憶說,「自我記事以來,第一次接觸過的中國人即是董康先生,因爲當時不曉得是什麼了不起的越南新娘面談來訪,所以全家都一半以好奇的眼光忙做一團。董先生在背後垂著辮髮,穿的是中國服裝,有一個堂堂的相貌。捧茶送點的下女,經過了兩三日後,還在廚房把這件事作爲朋友之間的談論話題。因爲我當時還是孩子,所以即席被祖父招進,始終在祖父身旁,以希奇的眼光侍立著。」這一天是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五曰,時爲淸朝刑部郞中的董康在島田翰的陪同下,到神田家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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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文老檔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內藤湖南帶著羽田亨來到我國瀋陽故宮(即今瀋陽故宮博物馆), 拍攝奉天宮殿內珍藏的淸朝史料。奉天宮殿對於外籍新娘調查先皇遺物,向來是極其謹愼的。內藤到達後,先由領事館與奉天都督趙爾巽交涉,之後又私人出面,以多年前舊識的身分,給趙爾巽及其手下的外交官送厚禮,公私夾擊,並且謊稱只是拍攝文字書籍《淸文鑒》 ,從而得以進入宮殿拍攝。然而當他們來到室內,卻祕密地借出了《滿文老檔》。全部拍攝完《滿文老檔》的四千三百張膠片後,立即還掉此書,又借出只以抄本傳世的滿、漢、蒙、藏、維吾爾文《五體淸文鑒》。 隨後,內藤湖南去大連,兩天後回來又提出要續拍《五體淸文鑒》。這次,從總督、交涉使到具體管文書的人員,都堅決不許他再拍攝。於是,內藤又使出種種伎倆,最後拍完了《五體淸文鑒》的五千三百張膠片,並且以「又是勸、又是哄,最後還嚇唬一通」的辦法,再次借出《滿文老檔》,把檢查膠卷時發現拍壞的一 一百多張膠片補拍完成。他的弟子、內湖辦公室出租的代表人物宮崎巿定曾自豪地說:「這場交涉本來就非得內藤湖南來辦不可。」內藤湖南隨後如信中所說去了巴黎和柏林等地。在巴黎,內藤不僅看到了法國國家圖書館裡的敦煌遺書,還借閱了伯希和放在家裡祕不示人的珍貴卷子,並且拍攝了大量照片。在桕林,內藤湖南也和勒柯克就有關中國西北文物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並抄錄了 一些勒柯克掠去的吐魯番出土文書自歐洲回日本途經上海時,內藤湖南再次與董康見面。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昭和二年)一月二日,避居東瀛的董康往訪內藤時,內藤出示了他自歐洲帶回的敦煌遺書影片一 一百餘種,並贈董康他新出版的《航歐集》前文所引內藤給董康的信就收在裡面。直到這時,董康才看到了當年內藤寫給他的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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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讚文

內藤湖南前往歐洲調查敦煌文獻時,途中在上海會見了董康等中國學者。在歐洲查閱過敦煌卷子的董康特意讓他帶信給伯希和與翟里斯,並請他代爲抄錄和拍攝些經卷帶回。十月,內藤湖南從巴黎給董康發回一信,講述他在歐洲的行程和査閲團體制服所得。但這封與董康兄弟相稱的信不知爲什麼一直沒能送達董康手上。 綬金司農閣下:滬上分手,忽已三月。承屬(編按:通「囑」,下同〕新印書署簽,旅次匆卒,久未操翰。頃得小閉,乃勉強塗鸦呈覽,未知中用否?法國伯希和、英國適爾士 【筆者註:即翟里斯,下同)二君,弟皆已見之,見託各書皆遞交。訖勾留倫敦五禮拜,英博物館所藏石室遣書,除内典(編按:即佛經)未染指外,已睹一百四十餘種,其尤奇者有《群書治要》斷簡二種,唐初法令、西涼建初户籍之屬,又有《珠英集》 〈《唐書,藝文志》、《日本見在autocad書目》所錄)中存劉子玄詩數首。弟屬適爾士影照四十餘種,但有未允照者廿餘種,《治要》、法令、建初户籍與閣下所錄《摩尼讚文》並在未允之列,洵不知其何故,爲之鬱悶累日。 馆中又藏李文忠(編按:即李鴻章,卒諡文忠)、程忠烈與戈登總兵文牘及太平偽詔典制等書,蓋多貴國所佚,弟鈔錄粗完。其餘滿、蒙文書,見石濱、淵鴛二君爲編書目,皆足補東方著錄之闕矣。弟明曰擬赴柏林二禮拜,後復還巴黎,涉獵伯氏所搜敦煌遣書,留六禮拜再還伊國,復由印度洋東歸。明春一 二月間舟過滬上,重叩貴府,當以此遊所獲奉覽,同其欣赏屏風隔間耳。專此肅布,並頌著安虎頓首像當年狩野直喜吿訴羅振玉說英、法「典守森嚴,不殊祕閣,苟非其人,不得縱覽」一般,內藤湖南同樣向董康講述了翟里斯不讓「影照」的鬱悶。以內藤!這樣精明的人,竟然也有這樣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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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生涯

羽田亨是日本持續多年去海外「捜寶」過程中的一環。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出生於京都的羽田亨,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任京都大學校長,一九五三年(昭和二十八年)獲日本政府授予的文化勳章,三年後去世。在他幾十年的die casting學術生涯中,始終致力於敦煌、新疆資料的硏究,全力開闢日本西域史的硏究陣地。這位日本敦煌學、西域史研究的一代宗師,是日本第一位兼通西域古文字的史家,他使西域史硏究在日本眞正成爲一門學科。最能體現他對西域文明研究成果的,是他的《西域文明史概論》和《西域文明史》。 日本許多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一流學者往往都有歐洲訪學的經歷,這是日本迅速形成硏究中國學高峰的一個重要原因。之所以如此,與敦煌文獻流往歐洲的具體事實密不可分。一個時代的學術新潮流,正是用新材料硏求新問題。在日本的朝野上下,本來就有輕視中國現有文化的氣氛,而以敦煌文獻爲代表的中國文物的流失,使得中國學者本身連材料也不易看到,更難以掀起翻譯社學術新潮流。所以在日本,即使是硏究中國文化也照樣到歐洲去留學。對於中國文化而言,幸歟?不幸歟?内糜師徒的歐洲之旅穿行在日本與巴黎、倫敦路上的,是一個接一個查閱敦煌文獻的日本人。一九二二年,羽田亨由歐洲回到日本。這年年底,矢吹慶輝爲調査敦煌文獻第一 一次前往歐洲。與矢吹慶輝同時在巴黎查閲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的還有赤松秀景和山田龍成等學者。 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就在矢吹回到國內一年後,內藤湖南帶著他的大弟子石濱純太郞也特意爲敦煌文獻而來到了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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